2025年1月23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中足联正式挂牌成立。
于是，从红山口会议正式开启足球职业化进程一直到今天，33年的探索之路终于又迈出了一步。
不过，与中国足球的许多其他故事一样，中足联的成立带来了期盼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疑问：管办分离、职业化、市场化，这些熟悉的概念我们已经听了好多遍，那么这一次的变化又会带来什么不同呢？
“管办分离”在这三十多年里经历了怎样曲折的历史，许多球迷都已经很熟悉了。
红山口会议上提出的几条重点举措中，就已经包括了要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逐步实现实体化的内容了。然而，从职业联赛正式成立的1994年开始，一直到末代甲A的2003年，除了成立了一批职业俱乐部来替代此前的地方专业队参加联赛之外，并没有太多政策如理想中那样落到实处。
2004年，甲A摇身一变成了中超，2年后中超公司也在“G7革命”之后应运而生。然而，在中超公司中，中国足协依旧持有着36%的股权，而所有16支中超球队则每支只有4%。而在联赛管理运营的实际过程中，中超公司依旧完全依附于中国足协，仅有经营权而无管理权。
“管办分离”逐渐成为了热点话题，但“管”的人是否愿意放手，如何真正放手，成为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2012年，在上一次的足坛反赌扫黑风波过后，时任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治副主席韦迪高调宣布，即将正式实施管办分离。那一年，中国足协出台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中，第一次提到了要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 当时，许多球迷和媒体对理事会的期待是，除了中超公司负责商务和经营外，具体的管理和运营也将和足协脱钩。
然而——总是会有这个“然而”——职业联赛理事会并没有如很多人期待那样脱离足协单独成立。按照官方的说法，理事会是足协“特设的专项委员会，具体负责国内职业足球联赛相关事宜”；而理事会执行局“作为职业联赛理事会的常设工作机构，负责执行和落实职业联赛理事会及执委会的决议”。
2014年，蔡振华履新之后，时任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马成全宣布，原本由执行局管理的中超联赛、中超预备队联赛以及中超精英梯队联赛，从2015赛季开始由中超公司接管——同样是在2014年，马成全接任于洪臣，出任中超公司董事长。
到了2015年，随着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管办分离终于要向前走一步： 体育总局的足管中心将被正式撤销，这意味着中国足协从行政架构上将彻底脱离体育行政部门的体制。
然而，架构上脱钩了并不意味着实际能脱钩。足管中心撤销后，足协前后三任掌门人都有行政级别，且都至少是正局级，其中蔡振华和宋凯则更是直接来自国家和地方体育行政部门。除了行政一把手之外，足协的党委书记则从杜兆才开始到李颖川和张家胜，都是总局的副局长，副部级领导。
足协在官方介绍中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法人。但如此社团与行政部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言自明。
在足球先进地区，“管办分离”又是怎么做的呢？
比如在英格兰，英超公司是一个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包括英超的20个会员俱乐部和持有特殊股份的英足总——特殊股份意味着例如任命董事等特殊决定需要英足总的同意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英足总有在重大人事任命上的一票否决权。其他包括商业赞助、赛事编排、日常管理等权限，则全部由英超公司自行决策。
英足总在自己手中还留有的有关英超的权限，除了任命董事之外仅剩下了两项，分别是裁判员选派与培训，以及各项纪律处罚。
至于政府行政部门，则完全与英足总、英超公司没有关联。英国的体育行政部门叫做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与体育直接相关的下辖机构只有三家，分别是负责英格兰地区体育彩票和社区体育场馆的英格兰体育委员会（Sport England）、负责英国奥运相关经费与奥林匹克运动员支持的英国体育委员会（UK Sport），以及反兴奋剂组织。
这也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一国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本国足协。
再举一个例子，与我们一样是足球相对后发地区的近邻日本：J联赛由日本足协与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主办。其中，日本足协已经完全脱离了日本国家分管体育的行政部门文部科学省，而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即联赛赛事所有代表队组成的联盟。
目前，职业联盟负责联赛相关的所有推广、经营工作，包括转播与肖像权等。甚至在英格兰由足总负责的裁判员、教练员的培训等工作，在日本联赛也由职业联盟负责了。
简单来说，在日本，职业联盟属于足协的下属机构，不过许多本该由协会直接负责的工作也都交由职业联盟来处理了。如果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么就是足协更像是立法机构，而职业联盟则是具体操办行政事务的部门。
而在职业联盟之下，还有一家J联赛控股公司，负责直播与视频制作、商务与周边开发等工作。
所以，其实如今中国足协的“管办分离”改革，目标的体制似乎与日本的现行体制更加接近。
那么，这次成立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又会是怎样的性质呢？
如果完全脱开任何行政的元素来看，这确实会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上前进的一大步。中足联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在联赛的所有权、监管权依旧归属中国足协的情况下，将具体的经营权和运营权交给了新的联合会。
而且各级联赛的职业俱乐部都加入了中足联，充分体现了中足联成立时“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
也就是说， 此前足协领导“一拍脑袋”就改转会规则、改外援规则、改联赛出场规则等情况，在如今的中足联体制下就不会出现了。 包括当年扩军一年后又立马缩编、准入问题年年难产等问题，都一股脑地从足协划给了中足联。简而言之，几乎所有疑难杂症现在都是中足联的了。足协只留下了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裁判员的选派、评议和处罚。
此前有媒体称，2016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的职业联盟始终难产的原因，是究竟中国足协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据报道，当年俱乐部协商草拟版本中所有关键职位都由职业俱乐部来推举，中国足协被排除在了理事会之外，而且没有否决权。而这次中足联的成立，则明确了职业联盟与协会之间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说， 这次管办分离的改革，更像是参考了日本的管理体制。 中足联以会员形式加入中国足协，也与日本职业联盟的情况大致相似。
当然，也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也正是这些不同之处会让我们心存疑虑：比如，职业俱乐部究竟能在中足联中有多大的话语权？行政部门又会对中足联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或许都要有待时间来解答。
与中国足协相同，中足联行政职务的一把手也由曾担任地方体育局一把手的李克敏出任。与宋凯相比，两人一位来自辽宁，一位来自天津，但都在省级体育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任职过数年。
而除了行政职务外，中足联与中国足协相同之处在于已经明确了党务也将由体育总局党组统一领导——这也就意味着，足协或许确实不管中足联了，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人能管中足联。
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官方的新闻通稿里强调，中足联理事会中俱乐部代表的比例超过半数——这意味着非俱乐部代表的理事也接近半数。
在非俱乐部理事中，除了马宁作为裁判代表、陈晨曦作为媒体代表（还是人民日报）、刘劲松是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之外，剩下的5位都来自足协、体育总局与国务院其他行政部门。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俱乐部代表中大部分都是国企，那么其他更广泛的俱乐部究竟能有多少话语权，确实要打一个问号了。
中足联成立后，背负着很多人的期待——这些期待不仅有对变化的期待，更有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如何解决的期待。
其中一个问题，便是足协在中超公司36%的股份 ：这意味着中超所有商业收益中，足协都能分到36%。
放眼世界各国职业化、市场化的联赛体系中，这都是一个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数值。早在五年前，就有传言说足协要放弃大部分股份，让利于俱乐部，然而这一举措现在依旧是毫无动静。
如果足协是为了好做算术题，才把用100减去4乘以16得到的36%，那么其实也可以变成100减去6乘以16，得到4%这个数字。
另一个问题则是装备垄断。 本文写成的1月24日是2025赛季中超各支球队的装备上市日，以申花为首，联赛中包括国安、泰山、蓉城、津门虎在内的多家新老球队球衣都引起了抢购热。然而，在耐克的垄断之下，这样的消费活力却只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次释放。
中足联成立后，各类商务的运营权是继续交给中超公司，还是交由中足联统一管理，一直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职业联赛的俱乐部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的话，相信在球队装备赞助方面会有更多的变化。
毕竟，这理应是职业足球俱乐部最大的收入组成部分之一。
排队购买球衣的申花球迷 图片来源于网络
许多人曾存在的疑问是，既然中足联成立了，那么中超公司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我觉得这反而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中超公司历任（都已经落马的）董事长中，都多少有过体育行政部门的工作经历。
对于总局而言，不管中超公司是否继续负责商务运营，足协、中足联、中超公司三家本就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这也仅仅是架构上并没有太多区别。具体到操作层面上，就得看实际的运转了。
毕竟，从中超联盟筹备组到中足联筹备组，牵头人从民企俱乐部的负责人变成了清一色有足协与总局经历的领导人，甚至中足联筹备组在李克敏之前的三位负责人都先后被调离或被调查，这总是会让人们开始对这套班子产生一些疑虑。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上，将足球的职业化定位了中国体育领域职业化、市场化的先行先试。在这些年来许多其他项目汹涌的市场化或者为市场化纷至沓来时，足球能不能走好这一步，确实让更多人翘首以盼。
希望我们不会在若干年后回头看，再说出一句“原来我们离职业化、市场化的足球联赛最接近的时刻，是G7联盟成立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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